文/羊城晚报记者 何伟杰

　　“名校理工男”、“企业高管”、“创业者”……李东一直有很多引以为傲的标签，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他，却在两年前放下了自己的事业，拿起相机一头扎进越秀区宝汉直街——广州最大的非洲人聚居地。从最初“被警惕”到最终“被理解”，他成为非洲人的朋友，他用镜头记录下非洲人在广州不为人知的生活。

　　“理工男”变摄影师

　　宝汉直街位于越秀区下塘西路附近，对于很多广州市民来说，这里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大概从2002年开始，越来越多非洲商人来到广州从事国际贸易，在他们看来，与东南亚、香港等相比，中国内地尤其是广州的商贸市场更具“钱途”。

　　宝汉直街一带逐渐成为非洲人聚居区，文化差异和误解让不少本土居民对这个街区“敬而远之”。

　　两年前，在广州生活了二十多年、一直从事工程设计和建设的重庆人李东放下了自己的事业，挎着相机走进了这个街区，进行了两年多的拍摄，并与非洲朋友成为邻居。

　　李东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工程系，1992年来到广州，先后在广东省技术开发中心、广东省石化设计院等单位从事工程设计和建设工作，随后自己开公司，在广州有了家庭和孩子。

　　外人看来的“突发奇想”，事实上是李东从小埋下的心结。“我的父辈是重庆一家制衣厂的工人，当时国家为了解决穿衣问题，工厂引进了国外的生产线。”李东说，当年厂里来了很多外国专家，每到周末，他们会携妻带子出来转转，“当时在国内能看到洋人的机会不多，所以那些外国人每次一出来，就被人围了个里外三层。”

　　“我当时上小学三年级，看到这样的情景觉得很丢脸，不就是几个洋人嘛，什么时候他们走在街上没人关注，我觉得社会或许就进步了。”后来，因为工作原因，李东经常要出国公干，他发现中国在国际上的角色正在慢慢发生改变，“以往我们对国外趋之若鹜，现在越来越多外国人来到我们这里学习、致富。”他觉得有必要把这些转变记录下来。

　　成为非洲人的邻居

　　两年前，李东萌生了到宝汉直街拍摄非洲人的想法。在宝汉直街拍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由于部分非洲人存在签证问题，他们对陌生人相当警惕。李东一开始只能在公共商业区周边进行拍摄，一直不敢进入居住区。

　　为了消除非洲人的顾虑，李东在长达一年时间里，坚持每天都背着相机从宝汉直街走过，“我希望传达一个概念，就是我不会对他们造成什么威胁。”既然如此，他的拍摄行为还是一度遭到一些非洲人的抵制。有一次，他带一个摄影爱好者朋友走访宝汉直街，朋友对着一名黑人小孩拍照，马上被几名非洲大汉团团围住，“他们说拍照侵犯了他们的肖像权，要我们把照片删了”。

　　为了与非洲人加深交流，去年3月份，李东干脆搬到宝汉直街，成为非洲人的邻居。“在还没住进来以前，我也会像外界的人那样，对非洲人有一定的误解，事实上，他们非常淳朴善良，我帮他们拍照后都会打印一张送给他们，他们都很高兴。”

　　在李东眼里，非洲人邻居除了肤色不同，与从外地来穗打拼的外来务工人员一样，同样是为了生计和梦想在广州打拼。来中国还不到一年的喀麦隆人文森特成为李东的一个非洲朋友，他在老家开了一间超市，几个姐姐在家打理，他来广州主要的工作就是到火车站附近的几个批发市场进一些日用品回去。文森特告诉李东，近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他的家乡开店，让他在这儿的压力越来越大。

　　“广州是很包容的城市”

　　住进宝汉直街之后，李东发现本地市民与非洲人已经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和谐相处方式。

　　“广州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李东说，非洲人越夜越兴奋，容易产生噪音，周边的本地居民对此能理解也能容忍，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也会打投诉电话，警察第二天过来查一下，会安静一段时间。一些本地市民在逐渐适应如何跟非洲人相处，在宝汉直街做了近十年中介的“老广”刘姐表示，为了做好非洲客人的生意，她特意让儿子教会她几句简单的英语，她清楚地记得学会的第一句是“How are you(你好吗)”。为了让非洲人更好地融入广州的生活，越秀区登峰街专门成立了社工队伍，向这些非洲人提供服务。

　　与此同时，非洲人也在逐渐适应广州的生活。初来乍到时，他们连钥匙、煤气炉等也不会用，如今逐渐成为精明人士。安哥拉人泰德在广州做日用品贸易3年多，能说一点汉语。他经常借用士多老板娘的缝纫机，给采购回来的西裤修边，每次只需支付10块钱的“器材使用费”。在李东抓拍的一张摄影作品里，泰德正聚精会神地看着电脑，听着电视里热播的粤剧节目，房间里挂着毛主席的相片。

　　李东关于广州非洲人街的摄影作品引起了关注。李东和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如今非洲人聚居的广州宝汉直街就像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彼此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何伟杰

(原标题：为真实记录，他住进非洲人街)